歷史背景與演化
第一代 Neural Conduction Interruption（NCI）最初只用於已定罪、具極端重大暴力危害的少數罪犯，目的在限制與暴力直接相關的危險能力。2090 年代初，預測性公共安全模型把這套「先限制危險能力」的治理思路逐步擴張到尚未犯罪但被評為高風險的人群。2095 年，情緒海綿透過皮膚接觸讀取壓力與孤獨信號、吸附淚水並釋放安撫刺激的情感輔助設備。以外部安撫方式降低孤獨與悲傷；到了 2099 年前後，《社會情緒穩定法案》則以第二代閉環邊緣系統調節裝置支撐大規模神經種姓制度，情緒治理由外部陪伴轉為內部閉環調節。
階級結構
底層被稱為穩定者或快樂的殭屍。裝置在多巴胺與皮質醇超出安全範圍時釋放反向抑制劑，使個體即使身處擁擠住宅、低品質飲食與低權限生活，也難以形成持續憤怒或絕望。
上層則保留原始神經系統，被描述為痛苦的神。能夠失控大哭、暴怒、心碎或感受狂喜成為稀缺的階級象徵。富人購買情緒旅遊，模擬失戀、羞辱與喪親，以痛苦證明自己仍保有完整生命經驗。
核心機制
一、以信用等級決定神經調節義務。
二、對大多數人口植入邊緣系統調節裝置。
三、把極端情緒分類為風險、噪音或生物錯誤。
四、以情緒保險稅保留上層人口的原始神經權限。
五、使情緒完整性本身成為可購買、可剝奪的階級資源。
權力與倫理影響
制度降低暴力、反抗與群體失控，也從生物學上削弱底層人口判斷自身處境、感受不公與形成集體行動的能力。當幸福由裝置強制維持，個體不再能確定平靜是自身狀態，還是治理系統的輸出。
關鍵案例
2099 年新東京「本源」餐廳中，一名保留原始大腦的財團繼承人故意羞辱植入晶片的侍應生。侍應生的恐懼與羞憤立刻被抑制，只以標準微笑道歉。事件顯示兩個階級已不再共享相同的情緒條件：一方以感受為特權，另一方則被塑造成無法回應的服務物件。